据点 (第2/2页)

站岗的说：“队长别跟小孩治气，我去叫。”
　　
　　他跑了两步，把邓明三叫了出来，邓明三一见金队长，马上作揖说：“队长有什么吩咐，还不请到屋里去说。”
　　
　　“屋里人多嘴杂，就在这儿说吧。”他凑近邓明三，压低声说：“刚才接了个电话，家父和贱内后天早车到县城，要上这儿过年。明天你叫人备两辆轿车子，后天一早去车站接人，多多打扰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说：“就去车，不派弟兄们保护一下？”
　　
　　“派人的事我自己办，你就备车，不要对人讲，放出风去又招麻烦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，决不误您的事，不过老太爷和太太到来，这是喜事，一杯喜酒总要赏我哟！”
　　
　　“那一定，这一路多半是你八区的地面，你又是地头蛇，我这一老一少交给你，出了事可找你说话。”
　　
　　“放心吧，大白天没事。”
　　
　　“车要头天去，在那儿住一宿第二天才能接上早车，要不他们下了车没地方落脚。这个穷县城连家干净饭店也没有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放心，全包在我身上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就拜托了。唔，这位是你的侄少爷？”
　　
　　“是是，我兄弟的孩子！”
　　
　　“有出息，一点不惧官，长大是个材料。”
　　
　　“借您的金言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还有件事老兄海涵，老三今天那儿有事，叫你守空房了，你放心，明天一早原封不动还给你。我光叫她开盘，决不拉铺，哈哈。”
　　
　　“玩笑了，玩笑了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又一阵点头哈腰，领智广回到屋内。原来那个抽老海的正替他打牌，见他进来，那人站起说：“快来吧，我给你连坐了四把庄了，明天得吃你的喜。来，刚掷了骰子，还没抓牌呢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说：“牌兴不换手！你先打。这半天我也光了，又忘了带烟膏子来，把你那药给咱来一口。”
　　
　　那人从兜里掏出个粉红色钮扣大的纸包，递给邓明三。邓明三走到墙角坐下，掏出前门香烟在茶几上磕了几下。那人说：“你那烟不行，抽药非哈德门不行。哈德门烟松，一磕打前边就空了一截，还是找张锡纸坐飞机吧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已把香烟头上的烟丝捻出去一些了。他打开纸包，用小指甲挑了一撮白色粉面，倒进烟头。把烟举过头，仰起脸叼住，划了根火，对天深深吸了一口，半天憋住没喘气，然后舒舒服服地“哈”了一声，顿时精神起来。
　　
　　智广看得恶心，便问：“三叔，你天天抽这个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不，有大烟我不用白面，白面是用人骨头刮的，阴性。就是孙局长爱用它。”
　　
　　“孙局长？什么局？”
　　
　　抽老海的那人笑着说：“戒烟局，我就管戒大烟，还能自己抽它吗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又问其他几个人的身份，邓明三说穿警服的是警长，八字胡的是宣抚班长。警察所应有五个名额，所长住在县城，除去薪金再吃两个空额。这里实际就俩人，一个警长一个警士，白天警士专门负责向乡公所要供养，找妓女收乐户保护捐。警长办理良民证，一个证收五元成本费。宣抚班编制就三个人，班长吃了一个空额，还剩一个班员。这班员专门把新民会发的宣传画往各乡公所村公所分派。宣传画是免费领的，他当年卖画，一户一张大洋五角。没钱给粮食，鸡蛋也行。晚上那警士和宣抚班员自找住处，两个首领便躲到围子里来躲灾。
　　
　　说了一阵，智广困了。邓明三把他领到隔壁一间屋子里。那屋盘着炕，烧着地炉，智广脱了鞋，和衣倒下马上睡着了。
　　
　　八
　　
　　第二天醒来，已是太阳一竿子高了。
　　
　　智广随邓明三回区公所吃了早饭，就去找宋明通，向他报告昨晚从“宪兵工作队”哨兵那里听来的情况。
　　
　　宋明通说：“看来昨晚那顿宴会是个关键，必须打听清楚昨晚队长和那过路干部谈判的结果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心想，此事只有找三姑娘打听，别处无人可问。自己若去找三姑娘既不方便，又难免引人注意，一个小小年纪的学生找妓院的姑娘干什么？正这时，邓明三打发人来喊宋明通，他就又和宋明通一块到了区公所。
　　
　　邓明三找宋明通是布置为金队长备车的事。交代完了，宋明通就去忙活。智广想出个点子，要邓明三去召唤三姑娘。
　　
　　“三叔，你为金队长热心备车，可这小于在暗地给你拆台，你听说没有？”
　　
　　“没有哇，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，他打我什么主意？”
　　
　　“我听他那站岗的说，昨晚摆宴是跟那个八路干部讲条件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我知道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条件你知道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听说要是那人降了，给他个官做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官？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全摆满了，总得拔一个再按下一个对不？你知道拔哪个坑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哪个？”
　　
　　“就拔你，他们站岗的对我说的。官小了人家不动心，官大了拔不动，就你这区长，名分不小，势力不大。答应那人要投降，叫他当区长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一听，立刻七窍冒烟，大骂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做买卖还没这么赔过。弄了个汉奸帽子戴上，本还没收回来，就要撤我！我跟他拼了。这话靠实不靠实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靠实不靠实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无风不起浪。昨晚不是三姑娘伺候的饭局吗，干啥不找她来问问？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一迭声地叫人去喊三姑娘，外边答应着就有人去了。邓明三坐在炕上生闷气，刘四爷挑帘走了进来。
　　
　　刘四爷看看智广，对邓明三小声说：“我要走了，你还有啥吩咐的，叫大侄子出去躲躲？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说：“他是那边的人，也不必背他了。你把这两集收的税钱交给抗日区长，说这是我们代收的，不敢留下。另外那二百，是我个人送的慰问品，请八路同志赏脸收下，只要给我条后路，我决不干‘剿共班’那样丧天良的事……”
　　
　　正说着，外边喊三姑娘来了。邓明三就住了嘴。
　　
　　三姑娘睡眼惺忪，披散着头发，似乎比昨天老了十年。一进门先打哈欠，懒洋洋地说：“刚合上眼，你又叫魂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没好气地说：“昨晚上卖了力气了，没少得赏吧？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似笑不笑地说：“你又不赎我从良，还不叫我做生意，我怎么混世？”
　　
　　“混世的才要讲个良心义气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哪点没有义气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冲三姑娘送个眼色，笑笑说：“三姑娘别当真，我三叔是心里着急。他想知道金队长昨晚宴客的情形。”
　　
　　“有啥说啥，干吗拍桌子吓耗子的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问：“昨晚是请那个八路干部吗？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说：“干部不干部咱不知道，反正穿的是八路军的破军装。”
　　
　　“金队长说啥哩？”
　　
　　“他光叫我劝酒布菜，到说正事时候就把我支出去，叫我到他跟班的住的屋里去歇着了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问：“这么说你啥都没听见？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说：“中间隔着半个院子，那些小光棍见了我又嬉皮笑脸地光打哈哈，能听见啥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问：“一句也没听到？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说：“跟班的有两人留在上房听使唤，他们溜下来歇腿，从他们嘴里听到了一星半点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急问：“听到啥你可快说呀！”
　　
　　“他们夸那个八路是硬汉子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问：“怎么硬法？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想一句说一句：“说金队长说，他们已经查出来这人是个大干部，决不会放他了。前些天给他出了假殡，八路知道他已死去，也不会再来救他。当前就两条路。硬顶下去，决不让他过了这个年；表示合作，想当官给官做，不想当官给他一笔钱，送他去大地方享福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问：“许他什么官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使个眼色说：“是叫他当区长，替我三叔吗？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说：“人家金队长说，想当区长就当区长，想当队长就当队长，想顶哪个角就叫哪个角让位。有皇军做主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忙问：“那人说要干啥？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说：“硬就硬在这里，人家一个字不吐，连大气都没出。金队长没办法，就叫人拿了一套新棉裤棉袄来，对他说，你不愿说话也行，自己把这衣裳换上，就算讲和了。你要自己不穿，年初一我们当寿衣也要替你穿上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问：“换了没有？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说：“人家还是一句话没说，衣裳也不接，自己站起来回到他的房子去了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这才舒了口气，骂道：“这些贼攮的，就得八路军治他们。来，老三，给我烧口烟吧！人家那才叫汉子，咱是□王八！抽烟，活一天算一天！”
　　
　　刘四爷告辞出去，智广也跟着出来，又回到了宋明通处。宋明通听了智广的报告，说道：“这就好了。你还有一个任务，办完就可以回去交差了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问：“什么任务？”
　　
　　宋明通说：“今天，必须在今天，你想法进宪兵工作队见那人一面，告诉他组织了解他的表现，叫他坚持下去，组织上设法营救他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这宪兵工作队可不好进，昨天我都到了门口，还给拦住了！”
　　
　　宋明通说：“你不是认识了两个兵吗？汉奸再硬也怕主子，到他主子那儿想想办法。爷们，想想那个同志的英雄劲，咱有再大困难也比不上他难吧！我知道你准能想出办法来，叫他们知道，老八路厉害，小八路也不熊！”
　　
　　一顶高帽，把智广戴得心里火热，自己也觉着自己是天下少有的能人了。他拿上存着的另一条烟，直奔洋楼而去。他出门的时候，见刘四爷和宋明通把头凑在一起嘀咕了些什么，然后跨上他的小毛驴，飞跑出村了。
　　
　　九
　　
　　上午十点钟，智广到了日军兵营。
　　
　　因为已是腊月二十九，工地上收工了。日本兵准许民工回家过年，因为他们自己也过旧年。从济南来了个慰问团，有女歌星，有“万才”，还有“文乐”。一些日本兵正在往院内扛杉槁，搭台子。距离兵营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陡坡，有个日本军官，骑着辆二六的军用自行车，冲了两次没蹬上去。他下了车，脱下呢大衣，正要往自行车把上搭，一扭头看见智广，就说：“小孩，过来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走到了他近前。他指指大衣：“你的，你的……”
　　
　　他下边说不出来。智广就用日语说；“要我帮你拿着吗？”
　　
　　日本军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你会说日语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会一点点。”
　　
　　“好，你拿着，我冲上去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把大衣抱了过来，军官蹬上车又往上冲，冲到中途，车停了，还没倒下，智广就从后边推了一把，那军官终于冲上了坡。他从车上跳下来，把车一扔喊道：“万岁，万岁。”他不再管那辆车，从智广手中接过大衣，摸着智广的头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　　
　　“一郎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中国也有叫一郎的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不，这是学校里日文老师给我起的日本名。”
　　
　　“好，好，你在哪上学？”
　　
　　“天津，我家在天津，到这儿看亲戚来了，区长是我亲戚。他叫我给皇军朋友送几盒烟来，我送你两盒烟可以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当然可以，当然！中国人里也有我的朋友，朋友的烟当然可以收。”
　　
　　这时一个士兵来向军官敬礼，问他是否需要把车推回去？军官问智广：“你会骑自行车吗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还骑不好。”
　　
　　“骑上，到我那里玩去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骑上车，摇摇摆摆。这军官竟然从后边替他扶着，连扶带推一直到吊桥口上。哨兵立正行礼了，他才撒手。哨兵也不再问智广，笑着看他和军官一起进了营房。
　　
　　这个三角形的城堡，门开在朝西的一面，正对着宪兵工作队那个小围子，相距有一里来地。进了围墙，中间是个三角形的院子，沿着围墙，是一溜红砖白瓦的平房。院子的一头已用土垫起来一个小舞台，四角四个柱子和顶上的横杆，全用红白两色的布条缠了起来，迎面横杆上悬着两盏大圆纸灯笼。灯笼上印着日本国徽和“武运长久”的毛笔大字。一些士兵还在最后装饰那个台子。军官领智广到了坐北向阳那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，帮助推车的士兵赶上去帮他们开了门。
　　
　　屋子里是日本式的榻榻米，迎面挂了一幅本县地图，地图下边木架上架着战刀。军官脱掉大衣，智广发现他领章上只有四框一线，并没有星，不过是个准尉。
　　
　　准尉有三十来岁甚至更多一点，矮个儿，胖墩墩，脸上挺死板，只在笑的时候才有生气。他从壁橱里找出一纸盒糖，纸盒口印着一个跑步的运动员，上边有几个日本假名。他问智广：“能念吗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念道：“苦力果。”
　　
　　“好，送给你过年。”
　　
　　“谢谢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到这儿很久了吗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有一星期，不，十几天了吧！”
　　
　　准尉说：“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苦。还有，他们对皇军很害怕。警备队，中国的和平军也欺侮他们，是吧？不像天津，是吧？”
　　
　　“好像是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啊！没办法，战争！”
　　
　　准尉说到这儿，点起一支烟，大口大口地吸烟，然后眼睛望着远处吐烟圈。他吐得很圆，烟圈急速滚动着往前跑，一个还没散，一个又追出来。他不再和智广说话了。智广站在一边不知走开好还是再呆下去。
　　
　　这时立在一边的火炉火小了，这是城市里烧煤块的那种取暖炉。可烧的是木柴，墙根堆了一堆劈好的木柴。智广问他：“我放点木柴进去好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好！”准尉像忽然醒过来似的抖动一下，问道，“你不是说来给朋友送烟吗？去吧！”
　　
　　“谢谢了。”智广为他加了一块木柴。
　　
　　“唔，你的朋友是谁？”
　　
　　“片山先生和加藤先生。”
　　
　　“晤，他们住在对面。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？”
　　
　　“加藤先生吗，”智广转了转脑子说，“有一天他到小围子去，走在路上偶然碰到我，听我在唱日本歌曲，就和我认识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吧？”准尉若有所思地说。
　　
　　“是的，好几天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的，那个伤员，好几天没有去看过了，那个人……唔，你去吧，去吧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到对面屋子找到了片山。
　　
　　这屋里也是榻榻米，一个铺两副卧具。可有四五个士兵在屋里说笑，榻榻米上放着一块“栗羊羹”，一瓶啤酒，几个桔子。见智广进去，片山就说：“刚才看见你跟队长一块进来，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，我说是我的小朋友。”
　　
　　碰到一个会说日语的小孩，士兵们很开心，一个人端起枪冲智广说：“你是不是八路的谍报员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很可惜，我还没见过八路军是什么样。”
　　
　　片山推了那人一把说：“不要这样，我们只杀和我们作对的中国人。”
　　
　　那人说：“我是开玩笑，看他害怕不害怕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害怕就不会到这儿来了！”说着把剩下的烟全从手巾包中倒了出来，几个士兵全笑了，大家伸手去抢。那人赶紧放下枪来抓烟，可他没抢到，气呼呼地说，“不行，把烟放慰问品里，咱们来锤子剪刀布，谁赢了谁先挑，这太不公平了。”
　　
　　片山说：“不要来锤子剪刀布了，大家平分好不好？”
　　
　　那人说：“不能给加藤，他给那个八路军看伤，每次宪兵工作队都送他烟，他已经占许多便宜了。”
　　
　　这几个人争了一顿，仍然把烟平分了。然后又来锤子剪刀布，片山赢了拿了“羊羹”，他送给智广说：“送你过年。”
　　
　　这时给队长推车的那个士兵跑来说：“那个孩子还在吗？队长叫他去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心怦怦乱跳。随那士兵到了队长室，发现邓明三、宋明通两人正恭恭敬敬站在那儿，桌上放着一个大锦盒，两包点心，几瓶罐头，队长脸上仍然死死板板，可也没有怒气。
　　
　　队长说：“今天放民工回家过年，翻译陪军曹去讲话去了，你替我翻译一下好吗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遵命。”
　　
　　队长说：“请他们坐下，唔，你也坐下。我的翻译怎么能在中国官员面前站着呢？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、宋明通鞠过躬坐下，说是过年了，皇军辛苦，没什么表示敬意的，送来一点纪念品。他们把锦盒打开，里边是三十几个铁烟盒，盒面上是北京前门的图像。邓明三又指指点心和罐头，说这是送给队长个人的，希望不要嫌寒酸，赏脸收下。
　　
　　队长板着脸致了谢，又说了几句“中日提携”，“推行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”，“要防止八路军谍报人员侵入”等话，就送他们走了。他们刚出门，金队长迎面走了过来。
　　
　　金队长今天要见皇军队长，把皮袍子脱了，穿了一身“协和服”，戴了顶战斗帽；虽不骑马，却穿一双带刺马针的靴子；虽未挎刀却扎了条挂刀用的皮带。他见准尉在送客，敬完礼后就立正站在一边，准尉当然还要对邓明三说两句客气话。金队长看到是由智广翻译，露出一脸惊诧。恰好准尉送走邓明三后，又对智广说：“我去有点事，你陪金队长进去。”金队长对智广更加估不透了，再三推让，非叫智广先进门，进去后满脸含笑说：“又幸会了。不知道小老弟还会一口日本话，并且和队长相熟。我以前常来，怎么没见你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我昨天说了，我才来几天，金队长还不放心？”
　　
　　“不是不是，你跟皇军的关系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　　
　　“有些关系是不必全叫你知道的，你不放心可以问皇军队长么！”
　　
　　“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别误会，这么小年纪日语就这么好，看来不同寻常……”
　　
　　这时准尉回来了。脸上仍然死死板板的。让金队长坐下后就问：“没什么变化吧？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叹口气，低下头说：“怪我没能耐，请队长处分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知道不会有变化的，并不怪你。你勇敢地承担这个任务，精神可嘉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，按队长命令办吧？”
　　
　　“明天！过了午夜十二点再办，叫他过个好年！”准尉毫无表情地说，“让他洗个澡，给他一套新的、干净的衣服。要正式出布告，说明他是间谍，不是一般战俘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他不肯换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不用换，他可以把他自己的衣服套在外边。我们尊重有骨气的军人。”准尉对智广说：“你可以玩去了，顺便把加藤叫来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叫来加藤，他装作看人们装饰台子，留心队长室的动静，过了一阵，金队长和加藤都出来了。加藤急匆匆回他自己屋中，金队长凑过来跟智广闲谈：
　　
　　“你常在队长身边，以后有事还请多关照。欢迎你上我那儿去玩，我们作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吧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队长很忙，我去打扰合适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不要客气，日子长了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多了。你常跟各个机关各杂牌队伍的人见面，一定知道他们许多内情，这些人有的很坏，敲诈勒索，无法无天；有的暗地通敌，出卖情报，把新政权、新秩序的名声弄坏了，所以老百姓才向着八路军。你再看到有这些不法的事可以告诉我，我来收拾他们。你也算为新政权效力了。我是汪**领导下的国民党员，我们要靠友邦的协助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，和那些土匪不一样。我们是有理想的人！”
　　
　　加藤扎好腰带，背着红十字皮挎包来了，对智广说：“队长叫你晚上在这看戏。等我回来一块吃饭，你自己在这玩吧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问：“你上哪儿？”
　　
　　他说：“我跟金队长去一趟，有点小事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金队长刚才欢迎我去他那里玩，我不去就失礼了，是吧？不知道金队长是不是只说说客气话，我就当真了。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说：“不不，你要去我一定欢迎。”说完他却皱起了眉头。
　　
　　智广说声：“谢谢。”抢过加藤的挎包背上，金队长无可奈何地和他们一块走了。
　　
　　十
　　
　　白天小围子院里反比昨夜晚清静，动刑的凳子撤了，绳子解了，邓明三他们打牌的房子全关着门，连“剿共班”住的宿舍也关着门，听不到一点声音。
　　
　　加藤问：“怎么这么冷清，他们人呢？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说：“由那几个犯人领着，起枪去了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问：“真有枪？这些人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有个屁！”金队长说，“有枪的是八路的堡垒户，他们不敢碰！这是些土财主，没有枪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哟，‘剿共班’叫他们骗了？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说：“他们也知道没有枪，故意打得他们胡说八道，借起枪名义拉回叫他家里人看看，好逼他们拿钱来赎。这帮土匪，皇军的王道乐土全叫他们弄坏了。等他们把钱弄到手我再收拾他们！”
　　
　　角门口放哨的一见这三人来，立刻从石碾子上跳了下来，举手凑在瓜皮帽上敬了个礼。加藤等三个人像没看见他径直进了里院。
　　
　　里院是整整齐齐的四合院，原来这才是地主家的正式宅院。金队长问加藤是否先到队部休息一下，加藤说：“不，先去换药。”金队长就陪他走到南边墙跟，两间堆草的屋子门前。这里没有哨兵，也没看守，门大开着，屋里有一铺小炕，一桌一椅，那个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闭着眼在炕上躺着，金队长进去，他睁睁眼没动，加藤进去，那人微欠起身来了。智广一露面，那人浑身似乎震颤了一下，但马上又闭上了眼睛。
　　
　　加藤说：“请先打一盆水来，我洗洗手。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把头伸出门外喊道：“打水来。”
　　
　　听到喊声，跑来个人，正是昨晚和智广说闲话的那个。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说：“叫你打水，怎么空手来了？”
　　
　　“报告队长，我是来请您去讲话的，接太太和老太爷的人马上出发，您有什么嘱咐没有？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看看表说：“一点了，怎么还不走？”
　　
　　“等您训话呀！”
　　
　　“训你妈个×！”金队长冲了出去。那个兵急忙随他走了。
　　
　　加藤问智广：“金自己去打水了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不，他去布置人接他的老婆和父亲来过年去了！”
　　
　　“这个混蛋！”加藤就气哼哼地找了去。
　　
　　就在这一刹那，那人睁开了眼。这人头发老长，面孔浮肿，胡子拉碴。他一睁眼，智广从那狐疑的眼神中一下认定了他，就急忙小声说：“我代表组织通知你，坚持下去，外边正设法营救，这两天吃好，他们给衣服就穿上，套在里边准备出去！”
　　
　　这时外边脚步声近了。那人点点头，又合上眼，嘴角动了一动。
　　
　　金队长抢先进屋，看看没有异样，随后一个兵端来一盆清水，最后加藤才进来。他洗过手，拆绑带，拆了绑带又洗手，然后给伤者把腿锯断的地方消过毒，上好药，重新包扎起来；再洗了一次手，从皮包掏出一瓶药来说：“这是止疼的，疼的时候服两片。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要说什么，加藤拦住他，对智广说：“你来翻！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说：“这人是日本留学生，他听得懂日语。”
　　
　　加藤说：“请你不要多嘴，翻，再加上句，日本士兵向他致敬，我尊重有人格的人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和加藤走出小围子，智广把皮包拿下来还给加藤。加藤问：“队长请你去吃饭，看戏，你不去了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当然去，可是我要先去告诉我家里人一声，免得他们不放心。”
　　
　　“对的，早一点来吧！”
　　
　　“我不一定去吃饭了，戏是要看的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告别加藤，一路小跑去了乡公所，只见乡公所门口套好了两辆轿车，四个宪兵工作队的兵一辆车上坐了俩，除去两个赶车的外，宋明通也跨辕坐在车上。
　　
　　智广奇怪地问：“乡长，你也进城？”
　　
　　宋明通说：“你快来说说情吧，这几位老总非拉我一块去。这大过年的我走得开吗？”
　　
　　和智广谈过天的那人把头从轿门伸出来说：“翻译官，你别管闲事。这是金队长的命令，叫乡长陪着去，出了事先枪毙他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心想我多咱又成了翻译官呢？也不去争论了，只对宋明通说：“那你就放心去吧，这边的事凡你嘱咐办的，我全能办。”
　　
　　宋明通说：“也没啥，你家带话来了，今下午再玩一下午，天亮前赶回家包饺子去吧，就别太贪玩了。”
　　
　　车把式问过宋明通是不是出发，宋明通点点头，一阵吆喝，车就朝村外赶去了。
　　
　　十一
　　
　　既然现在不走，智广决定去洋楼再了解点情况。他到洋楼时，演出已经开始了。日本兵都盘腿坐在地上横放着的木料上，除去日军，准尉还请了各据点伪军伪机关的头目。金队长、八字胡、麻子脸都在座，邓明三也来了。
　　
　　这是日本一个什么“后援会”和山东新民会联合派来的慰问团，除去演出节目，还带来一堆“慰问袋”。慰问袋白布缝成，上面印了日本国旗，写着歌颂战争的徘句，还有日本女人、孩子和风景的漫画，里边装了糖果、刮脸刀、小镜子、针钱板之类小物件。准尉下令给汉奸头头们一人也发了一个。日本兵当场都打开把吃食拿出来吃了。几个中国人全双手捧着它像圣物一样动也不动。
　　
　　智广在场外逡巡了半圈，准尉看见了他，朝他招手。他本想不过去，看见坐在一边的金队长正拿眼盯着他，他就大大方方走到准尉面前，行了个礼。准尉说：“坐在我旁边吧。”智广说：“谢谢。”就坐了下去。准尉对坐在后边的邓明三说：“你这个孩子很好，我很喜欢他。”这时一个没见过的日本二等兵，讨好地把话翻译了过去，邓明三连连点头致谢，说：“孩子小，不懂事，请太君多教导。”那个兵又把话翻成了日文，而且加了好多谄媚词。智广听他不论说中国话还是日本话，都带点怪口音，就知道他是那个高丽翻译。这个人跟汉奸头目们勾结，敲诈勒索，杀人害命和卖毒品，无恶不作。不少人到敌工部报告过他的罪恶，智广不由得就多看了他两眼。这人从服装到姿势全模仿日本士兵，模仿得不算不像，可脸上一股狡诈气、谄媚气却是日本兵脸上少见的。日本兵有的残忍，有的蛮横，更多的狂傲，却没有这股奴才相。这倒是汉奸们脸上常带着的。
　　
　　高丽翻译发现智广看他，就点点头。演出开始前慰问团长请准尉上去讲话。高丽翻译跟着站了起来，准尉板着脸说：“我不准备对中国人讲话，用不着你。”
　　
　　队长刚离开，高丽翻译就活跃起来，先是打开慰问袋吃食品，故意嚼出声音，用日本话说：“啊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”一边用中国话对那些汉奸头头们说，“你们打开尝尝嘛，好吃极了。我们日本点心不像你们中国的油腻腻的，好吃极了。”他见智广不理他，又主动凑过去说，“我叫金井一郎，翻译。”智广说：“你的中国话我听不大懂，还是用你自己国家的语言说话吧。”翻译先是瞪了一眼，马上又笑起来，改用日语说了一遍，并且补充说，“您是外地来的，我的中国话为了叫当地人听懂故意用山东口音了。”智广装作不知情地用日语问：“你好像不是东京人。”金井说，“噢，你会说日语，太好了，我是釜山人……”
　　
　　这时不知准尉讲了什么，全场都高呼起“万岁，万岁”。汉奸们莫名其妙，赶紧也跟着喊。准尉讲完话下来，节目就开始了。
　　
　　邓明三把头凑近智广问：“他们看戏兴拍巴掌吧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兴！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说：“啥时候该拍巴掌，你捅我一下，别让我误了。”
　　
　　这是一套杂八凑的节目。有日本相声，有文乐，还有中国人用口琴伴奏唱《四郎探母》。准尉正襟危坐，不断地吸烟。汉奸们两眼发直，只有在演日本相声时士兵们哈哈大笑，金井也笑，故意笑得声音比别人大。准尉白了他一眼。他把头低下去了。智广往后边瞧了几次，没看到加藤，就问准尉：“加藤君坐在什么地方？我可以看看他去吗？”
　　
　　准尉说：“他刚刚出诊回来时还好好的，忽然犯了胃病，疼得厉害，向班长请了假。你可以看看他去。”
　　
　　加藤住在西侧，智广故意从东侧出来，这样他就绕着院子看了一圈。原来他没到过的南侧是伙房、仓库和炊事兵的宿舍。每个炮楼下层都是勤务室，装有电话，挂着士兵们的名牌。
　　
　　他找到加藤的房间，敲了下门，里边沉闷地应了一声。他进去看见加藤靠墙坐着，在闷闷地吸烟。
　　
　　“噢，是你，早来了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看了一会儿演出，听说你病了，我来看看。怎么不休息？”
　　
　　“好了一点，谢谢你。演出有趣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我不觉得很有趣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算什么戏班子，把这种下等玩意给当兵的看。”加藤摇摇头说，“我不想看他们。”
　　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加藤问道：“你过了年就回天津吗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我想是。爸爸没有来，妈妈不放心。”
　　
　　“走吧。”加藤望着窗外说，“我是老师，我有责任教育学生要善良、正直，在这儿你找不到模仿的榜样。”
　　
　　“嗯？”智广正色地问。
　　
　　“唔，我是说这据点里你见不到高尚的人，小孩子不适宜在这种地方生活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明白了。”智广试探着说，“你认为，今天你去给他换药的那个人也是下流的吗？”
　　
　　加藤吃了一惊，看着智广半天没说话。过了好久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年龄还小，有许多事不是你这年龄的人应当知道的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我知道加藤是个好心人，好老师，和许多人不一样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凭什么说我是好心人？”
　　
　　“你给那个人换药很认真，而且尊重他！”
　　
　　“噢，千万不要说出去，你答应我不跟任何人说！是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当然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个人是我们的敌人，在战场上见到也许我会杀死他，或者我被他杀死。可他，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人；外边看戏的那些中国人是猪，是狗……”加藤突然住了嘴，被自己吓住了。
　　
　　智广催促说：
　　
　　“您往下说呀！”
　　
　　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今天病了，乱说了一气。”加藤摇摇头，不再说话了。
　　
　　外边人声嘈杂，演出完了。智广站起来告辞，加藤说：“队长要请来看戏的中国人吃饭，你不留下吗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如果我能和你两个一起吃我就留下。”
　　
　　加藤说：“不行，我是士兵，最低一级的士兵，没这个权力留你。将来吧，将来我退伍以后可以一起吃饭。”
　　
　　又有人敲门了。金井探进个头来说：“学生，队长先生请你去吃饭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只好随他走出来。
　　
　　尽管是冬天，宴会就在院中进行。士兵们把看戏坐的木料拉开，围成个方形，用子弹箱架起木板来作长桌，然后每人一份摆上了碗筷和酒杯，搬来了几木桶清酒。日本士兵按建制坐好，准尉就让中国人就座。炊事兵先给每人送上一小盘鱼片和酱油碟，随后又送来“天妇罗”。准尉举着杯说了些祝贺新年，希望中日提携、共存共荣等话，就推说“还有公事要办，不能陪大家，希望各位尽兴”，回自己屋去了。
　　
　　汉奸们夹块生鱼放在嘴里，嚼嚼不是滋味，想吐出来又不敢吐，有的人就大口喝酒，像送药似的往下送。有的装作擦嘴，把它吐到袖口里，扔到地上怕日本兵看见，只好用手攥着。
　　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金井又来传话，队长请区长和智广去他屋里谈话。
　　
　　原来准尉在屋里自己单独摆了一份饭，这时他已吃完，叫勤务撤下食盘，端上茶来。让他们坐下后，准尉就问邓明三，智广家里有什么人，父亲干什么。
　　
　　邓明三当过土匪做过生意，说谎可满有经验，就说他弟弟原在大连满铁做工，后来调到天津，一直在铁路上干活；除去智广外，他弟弟还有一儿一女，全在天津；智广放假回来过年，过完年就回天津去。
　　
　　准尉说：“你弟弟靠做工，供三个孩子上学不容易吧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说：“所以我常补贴他们。”
　　
　　准尉就说：“我很喜欢这个孩子。如果他父母跟他自己愿意，我想收养他。在我的部队里有人当过教员，可以教他知识，他随着皇军部队还可以使思想纯正。建设大东亚共荣圈，这样的人才有前途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眨了半天眼说：“谢谢队长好意栽培，不过我得跟他父母商量一下。”
　　
　　准尉问智广：“你愿意跟着我吗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我要回去问妈妈，我一切听她安排。”
　　
　　“好的，好的。皇军也尊重孝道。不孝哪里有忠？你们去吧，早一点商量好告诉我。”
　　
　　十二
　　
　　原来听说金队长太太要来，邓明三吩咐备车的同时就叫人赶紧扯布买棉花，找人做了两床新被窝，晚上进小围子时带了进去。走到角门口，就请哨兵报告金队长，说区长送礼来了。官不打送礼的。这礼物不重，可送的是地方。金队长亲自迎出门来，笑着说：“这怎么敢当？”破例把邓明三请到“宪兵工作队”院里去吃茶。
　　
　　“宪兵工作队”院里正在杀猪、宰鸡，靠西边一溜兵营的檐下挂了一串日本纸灯。智广看了一下，被俘干部那屋的灯也亮着。金队长一直把他们让进堂屋。
　　
　　堂屋是一明两暗的房子，外间屋靠墙放着个八仙桌，桌旁有个五十开外穿长袍的人正在一叠白纸上写布告之类的东西。对面墙上一张条几，条几上整整齐齐平放着许多书和本子。智广看了一眼，发现全是根据地出的小册子和敌伪编印的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资料——“整顿三风”，“二十二个文件”，“二五减租”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《中国向何处去》等等。他想仔细看看，金队长过来客气地把他让到东间屋去了。
　　
　　东间屋是金队长的办公室，墙上挂着全队的名牌、本县地图。地图上把八路军的根据地、游击区全用红笔勾了起来。窗下一个洋式办公桌，桌上放着一本《曾国藩家书》，一本言情小说《北么南飞》。旁边一个桌上还堆了些旧书和日文书。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请他坐下之后，勤务兵送上茶来。
　　
　　邓明三笑着说：“一看队长这办公室，就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。不像我们这些粗人。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说：“哪里，还是区长经验多，民情熟，从政有方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问：“你看这么多书，想学点啥呢？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说：“就是要找个治国之道。圣人云：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国不治，天下何以能平？咱们中国又穷又弱，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，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是注定要当亡国奴的。‘中央派’得了势，中国亡于英美；共产党得权，中国亡于赤俄。所以汪兆铭**毅然决然投向和平阵营，重建国民党，寻求救国之道。日本虽然也要取我们的利益，可他到底还是亚洲人，同文同种，尊礼信佛。只要我们与他共存共荣，打倒英美，建立东亚新秩序，他们并不想灭我民族，还是能保存住我们的国号的。现在不是挂青天白日旗了吗？当然，要尊人家为盟主。那有什么办法，谁让中国弱呢……弱肉强食，天意如此！所以我最恨八路军。抗日抗日，这日本是你几个土八路抗得了的吗？要没他们，皇军就不会扫荡。不扫荡天下不就太平了？老百姓少受多少苦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听得又气又恨，极力压住自己想批驳他的冲动。邓明三却打起哈欠来了。金队长忙说：“你看，我又犯了书呆子的毛病，大过年的谈什么政治呢？来，看看我的卧室去。”
　　
　　他领两人到了西边那间屋。
　　
　　原来金队长去皇军部队看戏的时间，他的部下已把这间房收拾好了。红暖帐，红椅垫，都是“剿共班”扫荡时抢来戏班子的东西送给他们的，新毛巾新肥皂是他的部下凑钱买来孝敬的。邓明三说：“现在也快到车站了！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说：“刚才宋乡长从县里摇来电话，说他们已经到了县城啦。明天头晌午准能赶到，决不耽误三十晚上送神！”
　　
　　“那更该道喜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请客，我请客，过了年我这儿就清静了，欢迎你们常来玩。我跟你们学学平和断幺门前清！”
　　
　　“怎么，队长不会打牌？”
　　
　　“我会打派司，可这儿找不着手，麻将也会，可打不好。”
　　
　　胡说了几句，邓明三就告辞出来。
　　
　　“剿共班”今天图吉利，也不过堂了。昨天起了一天枪，屁也没找到。可主人家一看当家的打得皮开肉绽，没了人形，当场交出地契枪款，由他们卖地，也算发了利市。这晚上全班放假，公开招赌，各个屋推牌九的、掷骰子的、打麻将的，全都热闹起来。邓明三他们也玩了个通宵。“剿共”班长赢了钱，吩咐厨子伺候一顿夜宵不收钱。
　　
　　智广心里惦着营救过路干部的事，坐立不安，早早自己上炕躺下，折腾半宿还没睡着。后半夜才睡过去，第二天醒来已是半晌了。
　　
　　“剿共”班长又请了赌客们一顿早饭，肉丝面条大馍馍。饭吃完，邓明三说金太太也快到了，不如到金队长那儿贺个喜，接到太太再散。其余几个人也都受宪兵工作队的辖制，一听这消息，就埋怨邓明三有进身的路子自己捂着，不让别人沾边，很不够朋友；马上派人去买水果、洋糖给金队长太太接风。这消息报进去，金队长更是高兴，便叫人把大伙全请了进去。
　　
　　进到堂屋，人们看见桌上一叠布告，地上竖着个牌子，就吃一惊。再一细看，牌子上写着：“抗日犯无名氏一名”，名字上还没勾红。八字胡就问：“怎么，年三十了队长真要出红差？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说：“不到这地步，我也不敢请你们进来。这几个月多有得罪，皇军的命令，概不由己！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时候出斩？”
　　
　　“皇军说言而有信，等他到底。三十晚上十二点再问一回，不降就斩，决不拖延了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远远往过路干部住的房子一看，果然上了锁，心中便像热油浇的一样难过：到半夜还有十几个钟头，天兵天将怕也来不及救他出去了。
　　
　　金队长摆上烟茶糖果，陪大家说了一会儿闲话，看看十点多了，人还没到，就有点急。问道：“早上五点火车，现在该到了，怎么还不来？”
　　
　　众人说：“太太尊贵，车不敢赶得太急，多走一会儿是必然的。”又瞎聊了一阵，金队长看看表十一点半了，就更沉不住气，喊下边人集合一班弟兄，上公路上去迎。人刚集合好，哨兵跑来说：“队长，接太太的人回来了。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问：“车呢，停在吊桥外边了？”
　　
　　哨兵说：“这我还没看到。”
　　
　　“混账，还不看看去。”
　　
　　正说着，去接太太的四个兵有一个进来了。队长便问：“车到了吗？”
　　
　　那人变颜变色地说：“还没有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还有多远？”
　　
　　“二十里地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，你们怎么闹的？”
　　
　　“车坏了，太太又不能走路，没办法。只好停下来修车。”
　　
　　“太太跟老太爷就这么冷的天坐在路上等着？”
　　
　　“没有，那旁边不是鸡鸣寺据点吗？我们说了一下，据点的警备队长说认识您，他把老太爷和太太接进据点去歇着了。老太爷怕您不放心，写了封信叫我先送来，说不用急，下午准到，误不了送神。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脸上这才有点温和气，骂道：“你们这群笨蛋！白拿粮食养活你们了！这点事也办不好，等太太到了我跟你们再算账！”
　　
　　金队长接过信，打开来仔细看。送信的兵目不转睛盯着他的脸。金队长眼睛一瞪，当兵的就打了个哆嗦。可金队长眯了会儿眼又笑了，当兵的这才舒了口气。
　　
　　“各位，家父和贱内要下午才到，我就不敢再留你们了，都挺忙，还是自便吧。”
　　
　　众人都是会看眉眼高低的，见金队长心里不痛快，就借机告辞。邓明三也要走，金队长说：“您留步，我还有事请教。”
　　
　　邓明三满心狐疑地站住了，智广也停了脚步。可金队长说：“我跟区长有点小事要合计，小世兄，你听着也没意思，你玩你的去吧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只得满心狐疑地走出了小围子。
　　
　　这时距吃饭尚早，刘四爷、宋明通又都走了，智广无处可去，便在村里闲遛达。
　　
　　小土围子在街北头，挨着围子附近，有个小院，门口贴着“马蜂坞戒烟局”和“宣抚班”的牌子，对面就是警察所。警察所已经上门了，门口有辆小平车，摆着烟卷、洋糖和当地少见的苹果。苹果摊旁边有个卖烧鸡的，有几个伪军倒背着大枪在抽签子。再往北走，两边店铺都上了门，冷冷清清就不见人影了。从大街上顺个巷子走进去，拐个弯就是个场院，隔着场院有几户人家，有的在当院竖灯竿，有的在院外推碾子。尽管在敌人鼻子底下生活，仍在按习惯办年。智广走过去看看，人家见他是从据点过来的，便不理他。他见墙根底铺了张席子，晾了一席鸡毛，就搭讪着问推碾子的人：“晾这些鸡毛干啥用？”
　　
　　推碾子的是个老婆婆，就噘着说：“拿碱煮了，晾干了做褥子。”智广问：“谁家杀这些鸡？”老婆婆说：“还不是你们据点里，老百姓谁杀得起？”智广问：“这鸡毛是你捡来的？”老婆婆说：“我进得去据点呀？是那个高丽翻译官抱来的，叫我给他煮，给他做。煮得锅恶臭，大过年的连馍馍也没法蒸，天下哪里找这些鳖孙去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问：“为什么他单来找你？他怎么认识你家？”
　　
　　老婆婆说：“日他娘。夏天俺儿媳妇去拔麦子，回家晚了，从洋楼东里经过，洋楼里鬼子嗷嗷叫了两声，谁懂他叫的啥呀？俺媳妇吓得就匍匐下了。谁知道这一来犯了忌，当，当！洋楼鬼子就是两枪，正打在俺媳妇胳膊上！有看见的送了信来，俺全家哭着喊着去找宋乡长。宋乡长进洋楼说了情，才领俺去把孩子抬回来。谁知道第二天来了个背皮包的鬼子跟这个高丽翻译，鬼子说昨天洋楼上问是谁，俺媳妇没回答，他们开枪打错了，对不起俺了，要给俺媳妇看伤。俺不叫他看，他非看，日他娘，又惹下麻烦了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问：“看伤又惹啥麻烦？下毒药了？”
　　
　　“药倒是好药。可看完伤，他前脚回去那个高丽翻译后脚又回来，说是皇军来看伤不收药费，你家总得给个鞋钱，买盒烟卷吧！看一回要一回，那鬼子装好人看伤，暗地派高丽棒子来要这要那。这高丽人还说，钱是给皇军医官的，他分文不要，只求俺给他干点活。今天洗衣裳，明天拆被窝，日他娘，打了俺的人还讹上俺了，过年又叫俺给他煮鸡毛！你年轻轻不学好，跟他们混什么劲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并不解释，讪笑着走开。心想金高丽打着加藤的旗号敲诈勒索，加藤还被蒙在鼓里。有机会应当告诉加藤，治那小子一下。
　　
　　智广又往前走，找着条胡同，又拐回大街上，恰好从对面胡同出来一个骑驴的女人，后边跟着个半大小子。那女人穿一件黑土布薄棉袄，蓝土布棉裤，头上罩了黑帕子。已经擦身走过了，那女人忽然拉住了驴，叫道：“小先生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听着口音耳熟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三姑娘。三姑娘换了衣裳，也没施脂粉，又少了身后的大辫子，一下老了有十岁，像个四十多岁的乡下大嫂。智广问道：“你，你这是上哪儿去？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说：“我也回城里家去过年。我家有个病爹，瘫在炕上。不去看看，我心里不妥帖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笑笑说：“你这么一打扮，我不敢认你了。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说：“这个样是我的本相，那个样倒是打扮出来的。衣裳，辫子，耳钳子全是借帐置办的，不作营生舍得穿呀？还指着它挣钱呢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你的心挺好，干那个下贱事干啥？换个营生吧。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眼圈一红，叹口气说：“俺爹有病，欠了人家钱，把我当出去还账的，再有两年把账还上，我就不干了。要有人收我从良，天边我也去，咋伺候他我也情愿。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谁愿意自作下贱呢。”说着，三姑娘从她挎着的小包袱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挂脆枣，递给智广说：“过年了，我没啥送的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你们都是办大事的人，老天保佑你们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这我可不敢要。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脸刷地一下红了，眼睛转了转泪花：“嫌我这东西来的不干净吧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忙说：“不是！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说：“再不济，我的钱也比那些人的干净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笑着说：“我要，我要。我是觉得你帮了我不少忙，我没啥给你的，不好意思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看得起我，拿我当人，比送啥都强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接过脆枣，冲她点了下头说：“多谢你了。”
　　
　　三姑娘抖抖缰绳，小毛驴得得地往南走了。智广一直看她走远，心想：“这跟我在集上看见的真是一个人吗？”
　　
　　智广提着这串脆枣，走到乡公所。院子里没有人，显然都回家过年了。正在踌躇，忽听有人压着嗓子喊他：“小邓。”
　　
　　“谁？”智广看看，周围没有人。
　　
　　“进来，我在屋里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听出声音来自西屋，就推门进去。一看吓了一跳，跟他同属于一个交通站的老魏在炕沿上蹲着呢。
　　
　　老魏说：“你上哪儿去了？我等你半天没回来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你来干啥？”
　　
　　老魏说：“上边叫你马上回去，一分钟不要在这儿停了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说：“我还要听听那个干部的消息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不是你的任务，你的任务完成了。快走，执行命令。”
　　
　　智广无可奈何，饭也没吃就上了路。幸亏三姑娘送了那串脆枣，他全吃进去，找个人家要了碗米汤喝，才走下这十八里路来。快到目的地前，远远看见公路上两辆轿车，车辕上跨着的像是宋明通，后边还有三个扛枪的护卫着，急急忙忙奔马蜂坞据点赶去。
　　
　　十三
　　
　　智广回去并没有紧急任务，汇报完之后跟同志们一块烧了锅水洗洗澡，换下学生装，穿上公家发的棉衣过了个热闹年。他一直想打听过路干部的事，可站上没有人知道。领导当然知道，谁敢去问呢？想等老魏来问个究竟，老魏一直没回来。
　　
　　过了正月十五，老魏才回来。智广忙去找他打听。
　　
　　“那个被俘的同志到底怎样了？”
　　
　　老魏说：“还怎么样？叫敌人枪毙了！”
　　
　　“我不信，你别蒙我！”
　　
　　“不信你去看哪，我揭回一张敌人的布告来，在领导屋里哩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装作有事报告，去找领导，果然在桌上看到张布告，就是在金队长屋里看见过的那一种，连字体他都认得。他心里立刻揪得发疼，问领导说：“这是真的？”
　　
　　“当然是真的，马蜂坞街上贴满了！”
　　
　　“那我不是白去了？没有完成任务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该看的看了，该说的说了，别的就不是我们所能负责的了！”
　　
　　智广好几天舒不开心，并且觉得他的领导太狠，对同志连点痛惜的感情也没有。
　　
　　刘四爷照样骑着驴四处赶集，开春后敌人又来了次扫荡，但规模很小，并且被我们打了个伏击打退了。扫荡的第二天，刘四爷赶马蜂坞集去收税，带回一个消息：从来不参加扫荡的“宪兵工作队”这次主动要求参加了扫荡，在金队长和“剿共”班长并肩撤退时，“剿共”班长中了我方枪弹当场阵亡了。
　　
　　半个月以后，刘四爷又带了个消息，“剿共班”的人告了金队长一状，说：“剿共”班长不是八路军打死的，是中了金队长的黑枪。因为金队长找“剿共”班长要走一具撕了的肉票，冒充八路战俘，打了一枪埋上了，真八路干部却放走了。日军队长把金队长抓去审了一阵，用刺刀挑了，还派加藤去挖出尸体检验。验的结果是真是假，却无人知晓。
　　
　　数月后邓明三的任期已满，日本人解除了他的职务。不少人都花钱运动要继任他的区长。宋明通出的价儿最大，“皇军”把区长的官衔给了宋明通。宋明通从前院乡公所搬后院区公所去了。
　　
　　十四
　　
　　宋明通的伪区长干了半年多，战争形势起了根本变化，日本人要收缩战线，撤销了马蜂坞据点。撤退时伪军在前，伪机关居中，日本兵殿后。宋明通没机会脱离他们，便随着进了县城。
　　
　　我们的力量增强了，部队就进行大整编，邓智广的单位全建制南下，并人了新四军的序列。日伪据点拔掉之后，农村里就开始了“除奸反霸”运动。宋明通心想，领导人和联系人全南下了，找不到人为自己证明，回到村里若被人当作真汉奸除了怎么办？便在城里住了下来，靠做小买卖为生。他去天津办货，赶上我军破坏津浦路，又把他阻在天津回不来了，从此就彻底与组织失去了联系，在天津当了店员。解放后他背着重大历史问题在一个小杂货店卖酱油，多次找证明人都没找到。*****中，自然就被“深挖”出来，定成历史反革命，关进监牢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法院清理旧案，又派人查证，意外地找到了邓智广，又从邓智广那儿打听到他们当年的领导。真相大白，宋明通这才重见天日。这时他已是七十来岁的老人了。出来之后他办了两件事，一是申请重新入党，一是写材料为邓明三争取从宽处理。随后就退休了。
　　
　　邓智广去年回家乡探亲，见到了他。他正在研究园艺技术，买了不少书，读得挺认真。但从他菜园看，效果不大，还没有不读书的人家那菜长得好。看来到老还是“二八月庄稼人”！
　　
　　一个意外的消息是，他儿子怕受他牵连，始终没敢回老家。国民党占据济南、青岛时，他在美国军舰上找了厨房的工作，随船去了美国。宋明通拿给智广看他寄来的照片，一家人站在他开的中国餐馆门前，老婆也是华裔，两个孙子长得很像宋明通。